时代的病——《大家都有病》读后

这是一本读上去很轻松但很有道理的书。

在这本书里老婆是男人的公敌,女人天生是购物狂,这些俺都不敢苟同。

每个人都不缺乏目标,但是在实现目标的路上我们变成了各式各样的“病人”。

心理医生从来不能解决什么问题,最后还是要自救。

也许这是时代的病,但我们能掌控的只有自己的心灵。

简单,清醒,有自己的步调和节奏感,就好。

 

脑海中的书店和图书馆们(一)

  从小到大,最大的爱好,莫过于看书。因为爱看书,也深深地迷恋上了跟书有关的一切,这其中当然包含大大小小的书店和图书馆。我怀念那些书店里的新书或者旧书,畅销书或者备受冷落的冷门书,小说或者散文,武侠或者言情,那些装书的塑料袋,那些高高的书架,那些青少年看的杂志,甚至还有书店里的尘埃弥散到空气中被阳光穿透的味道。

  回忆一下我脑海中的书店吧,也是回忆一下那些没有阴晴没有纷扰的静谧时光。

  书店1:无名

  地理位置:北方小镇,临近镇中学的一条街

  这个书店的形象是我现在都还能想起来的——虽然它并不整洁,因为它毗邻的街道便是脏兮兮黑乎乎的。凭此你就可以想见这家书店的书架上如果打扫不勤,便会蒙上一层灰。这家书店的主人是我的三姨夫,他那时候还在讲台上激扬文字谆谆教人,业余时间就交给了这爿书店。

  这家书店没有名字,所以也没有招牌。早上开门以后,四扇大门全开,书店的全貌便无遗地送进你的眼来。靠门的书是一架的被翻得破烂的武侠小说——那时候还有租赁小说的业务。去年九月在798看到了有关书店的一个展览,这个展览即是关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书店的回忆,那时候书店里总会挂着一个红旗本(一种封面上有三四面红旗的本子),上面用圆珠笔画着简陋的表格,上面记着小说书的去向和归期。

  除了小说,还有许多给少儿看的书——虽然这家书店并没有明确的定位,但是书架上摆着的多是教小孩识字画画的书。那时候我就觊觎着两本教小孩画简笔画的书,每次去了都要翻一翻,看一看,始终不愿向大人或是姨夫开口说:“我要这个……”。那两本书加起来的价钱是十二块钱,在当时觉得是笔巨款,所以那书也就成为了可望不可即的奢侈品。而我的愿望后来居然成真——在这家书店关张的时候,我在清仓的时机,捡走了这两本书,如获至宝地回家欢喜。

  后来我没有把那些简笔画都学会,所以心里很惭愧。

  五年级暑假的时候看到了有个暑期绘画班的广告,兴高采烈地告诉家里人,家里人说学十来天就要交五十块钱的学费,真是太贵。是太贵了,五十块钱,在1999年,对于我和我的家庭来言,仍旧是一笔巨款。

  后来家长曾为这件事恼悔,但是我很轻松,并且毫不介意。

  每个小孩可能在小时候都有当画家的梦想。我呢,是在看了邻居家孩子的故事书上的插画以后,才开始对画画感兴趣的——因为那本书讲的是天庭和仙女的故事,所以我莫名地联想到了《戏说乾隆》里那些皇后妃子的打扮,所以就画了一幅古代的女子肖像——应该是清朝的,我记得好像头上顶着一个梯形的黑布裹着的板子(至今不知道那个东西叫什么。。)。

  升了一年级以后,我好像就没有再画画了,而我爱看书的习惯,却延续到了现在。

  那位清朝女子的画像我高高兴兴地贴在墙上,但是过年扫房的时候被收拾掉了。但神奇的是,我开始对那个女子身处的那个时代感兴趣,于是我开始读了一些青少年百科全书之类的知识普及读物。这些书,又是从哪儿来的呢?下回见分晓。

  <未完待续>

农村孩子出来上学,毕了业为什么回不去?

  今年两会召开的时候,有个“戴表”提议说农村孩子上了学应该回到村里去,今天看书的时候,发现费孝通老先生在六十多年以前已经就这个问题说过这样的话:

  “现在情况完全变了,出身农家在外求学的人并没有回乡发挥作用……他们之所以不回家乡,不仅是由于他们自己不愿意,而且对他们来说,在那里(家乡)生活也是不现实的。离家时,是有一股力量推他们出走的。他们的父母、兄弟和其他亲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去实现城里的梦。为了实现这个梦,一些家庭甚至不惜卖地和借钱。然而,当年轻人从学院毕业时,几年不在家乡,已经切断了与家乡的联系。”

  “在乡下,大学生无事可做。在现代大学里,学生学到了西方科学和技术,而且也习惯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体系,这是完全不同于乡下的。这种变化足以让他觉得自己与过去不一样了……如果他回去的话,他会找不到一个适合的工作来应用在学院里学到的知识,因为中国的大学不是为在农村工作的人准备的。”

  “他在大学里学到的是从外国输入的一般性知识,的确,知识是没有国界的,今天中国的迅速现代化是需要引进外国知识的。但关键是今天的大学生在大学所受到的训练,通常不能使他们找到一种作为过渡手段的桥梁,以便把他们的知识应用于建设家乡。没有这种桥梁,现代知识只能是无效地悬在空中。结果是农村不断地派出它的孩子,又不断地丧失了金钱和人才。”

  现在的情况也还是跟费老书里描述的那样,这说明我们的国家在城乡建设方面还存在着一些早就出现但无法解决的问题。城市化固然会不断推进,但是乡村在衰落,而城市会成为大部分中国人理想的栖身之地吗?许多问题跳入我的脑海,但是我没有答案。谁会有答案?答案还在风中飘着。

《几度飘零——大陆赴台文人沉浮录》观后

  这本书的名字起的很诱人,但是古兄编纂的这本书称不上是善本。

  胡适、梁实秋、林语堂算是在建国以后从大陆绝迹的文人杰出代表,他们的沉浮在书中也是占着前面的位置。

  本以为这本书会很难写,因为其中涉及这些文人的政治主张等。但是作者把本书的冲突集中到了这些文人和蒋氏政权的冲突上,算是给本书的顺利出版打了包票。

  这本书中熟识的文人不多。在赴台以后,胡适成了中央研究院的院长,梁实秋继续翻译匠和教书匠的生涯,林语堂则广为著述文章。其他的一些文人的事迹则以批判鲁迅为主,令人震惊的是鲁迅的大弟子居然是被特务乱砍杀死的。文人投笔从戎,大概还是要小心。没想到从小读鲁迅文章的我们,尔后会看到鲁迅被其他文人讥讽为“御用文人”,真是可悲。

  本以为这本书的资料会很翔实,文人的沉浮之路毕现。但是实际上这本书特别像是八卦小报上的文字,如柏杨那一章,主题内容是柏杨和五个女人的故事,让人忍俊不禁。

  仔细想来,这本书唯一的亮点是,在谈到胡适的时候,作者写道:当大陆“大鸣大放”时,北京曾派人向在美国的胡适带话:“我们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们反对的不过是胡先生的思想。”胡适听后大笑,说:“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的确,一旦把胡适的思想批倒批臭,其人格又怎么能叫人尊重?

  总得说来,文人(知识分子)是精神和人格较脆弱的一个群体。他们中许多人或许没有参政议政的愿望,有的只是贯彻自己学识的主张。想要实现自己抱负,许多文人不得不投靠某一政权。

  那些留在大陆的文人,也未必预见到七十年代的事,若是能够预见,他们还会留下来吗?人生的选择和际遇,真是让人感慨。